今年的世界读书日,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的爱书人,都收到了一份绝好的礼物,那就是由海豚出版社出版、由许渊冲先生英译汉的《莎士比亚悲剧六种》以及汉译英的《牡丹亭》。莎士比亚和汤显祖,这两位于1616年同一年逝世的中外戏剧巨擘,有了一次跨越语言,跨越时空的相遇。而莎翁与汤公的这次相遇,却缘于海豚出版社社长、著名出版家俞晓群与翻译大师许渊冲的一次“偶遇”……

晶报:去年习主席在伦敦访问时曾提到:“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是同时代的人,他们两人都是1616年逝世的。明年是他们逝世400周年。中英两国可以共同纪念这两位文学巨匠,以此推动两国人民交流、加深相互理解。”这段话也启发了海豚社出版许渊冲先生英译汉的《莎士比亚悲剧六种》以及汉译英的《牡丹亭》吧?

俞晓群:做文化出版,最讲求厚积薄发,更讲求水到渠成。没有厚重的文化积淀,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,得到的结果最易犯追风、急就章、应景的毛病。海豚出版社《莎士比亚悲剧六种》与汤显祖《牡丹亭》在今年出版,带来很好的社会效应,究其原因,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工作起了关键作用。其一,这缘于我们与许渊冲先生良好的交往。其二,这也是我们多年资源积累所致。

俞晓群:是啊。那是在2011年,我的夫人在外文出版社工作,有一天我们下班开车回家,她说顺路去北京大学一下,去许渊冲先生家签订一套书的合同。此前我当然知道许先生大名,但还未有过联系。这次我作为家属,坐在旁边听他们谈稿子,知道许先生翻译那么多著作,尤其是听到他的夫人照君说:“许先生已经快90岁了,能让他多写一些东西,留给读者,就是我们的欣慰。他做的事情,别人替代不了啊!”此时我就激动起来,当即表明身份,谈下两套大书,一是《许渊冲文集》,近30卷,我们申报了国家基金项目;再一是《许渊冲英译经典诗歌一千首》,10册。后来还有《丰子恺诗画 许渊冲英译》等等。

2013年,《许渊冲文集》出版,第二年许先生荣获了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之一——国际翻译家联盟“北极光”杰出文学翻译奖。照君女士还代表许先生打来电话,称赞文集做得好,为许先生获奖起了作用。我问许先生在做什么?她说许先生有生之年,还在致力于将《莎士比亚全集》译出来。我问谁来出版呢?她说许多家出版社已经盯上了,都是大社名社。我说还是给我来做吧,我会做得更细心、更美好。照君还告诉我,许先生也说,虽然海豚不是大社,又是儿童出版社,但书做得真好,《许渊冲文集》和《丰子恺诗画 许渊冲英译》等书他都很满意。最后,照君女士说:“你们对装帧格外用心,与别的出版社大不相同。你们若有做好《莎士比亚全集》的志向,许先生可以考虑谢绝其他出版社的约稿,交给你们。”

俞晓群:许先生之所以乐于与海豚社合作,最重要的一点,就在书籍装帧上。这几年间,海豚社做了一些精装书,像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公司普及出版部总编辑林道群设计的“董桥作品”系列,吴光前设计的一些“小精装”,还有杨小洲设计的《伦敦的书店》和《随泰坦尼克号沉没的书之瑰宝》等。引起了轰动,市场效果也很好。我就想,能不能将中国经典按照西装书的装帧做出一套呢?如果能,那做谁的书呢?我的首选就是《许渊冲文集》里的中译外作品。征得许先生同意后,我们在2014年申报国家项目,提出按照西方装帧艺术的风格,重新装帧许渊冲英译“中国经典著作”的计划,一共列入十几本书,除了许先生英译汉的诗歌、戏曲之外,还列入了《道德经》《论语》等。去年国家批准了这个项目,我们就开始动手做,包括调研西方市场,研究西方装帧艺术,请西方专家参与进来等等。也正因此,今年恰逢莎士比亚与汤显祖逝世400年,我们才能如此从容地将许先生译的《莎士比亚悲剧六种》和汤显祖《牡丹亭》这两套书奉献出来。

再说一个有意思的事,当许先生知道我们社能够做真皮版收藏本,便与我们约定,一定要出一套由他翻译的羊皮版《莎士比亚全集》,以告慰他一生的喜好与愿望。其实,这也是一个爱书人一生的喜好与愿望。我一直都认为,出版不但是一项商业活动,更是一项文化生活,其中充满了情趣与情调,每一个细节、小事,都能反映出一个出版人的文化品位与追求。所以说,我很早就树立了这样一个观点,与一位作者携手合作,不单靠金钱,更要靠真诚、服务与志同道合。

俞晓群:我与许渊冲先生签订了翻译《莎士比亚全集》的协议,他翻译出来一本,我们出版一本,先按照单本剧出版。这是英国谢泼德先生给我们的建议。本来准备六本合一本,称《莎士比亚悲剧六种》,谢泼德说,在英国,莎翁的书五花八门,尤其是单本剧种类最多,不妨先出单本剧,等到许先生译完之后,再统一出版全集。许先生接受了我们的建议,但有两个条件要满足,其一是许先生已经九十五岁高龄,虽身体很好,还能骑单车,但也一定要安排好生活,不可过劳,不受打扰,方能保证健康。二是我自己也快六十岁了,我保证还会将这套书继续编下去,即使退休,也还是会坚持将这套书保质保量地做完,不枉自己的出版生涯。

晶报:今次许先生的《莎士比亚悲剧六种》,用哈梦莱、奥瑟罗、马克白,取代了此前更为国人熟知的哈姆雷特、奥赛罗、麦克白,海豚社担不担心市场接受度?

俞晓群:许先生已至耄耋之年,以他的学术地位,当此之时,亲自操刀翻译《莎士比亚全集》,他的一举一动都有了特殊意义。你这个问题,也有一个大出版社的编辑问过我,担心许先生的翻译会有争议,我说能拿到这个有争议的范本,本身就是一个成功的出版案例。文化产品的衡量标准很复杂,决不能单纯以市场衡量。许先生译《莎士比亚全集》,称这是自己的搁笔之作,他是可以与那些大翻译家比肩的人物,只有像他这样不可复制的、大师级的人物,才敢改动传统的众所周知的概念。

俞晓群:是的,我一直喜欢为大学问家出版文集、全集,或者坚持不断出版他们的著作,这样做下来,就能积累许多大学者的资源。许先生是大师级的人物,他从事双向翻译都有巨大成就,尤其善于翻译诗歌。最近,我正在为王强出版《书蠹牛津消夏记》,经常与他聊天。王强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,是许先生的学生,虽然现在多种语言都很厉害,但他一直对许先生的学术水平和治学精神赞不绝口。王强回忆说,许先生经常为了诗歌翻译的英文韵脚苦思冥想,整天寻找合适的词汇,不达目的决不罢休,学生们都极为敬佩。

晶报:近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“文化输出”,但效果并不好。而海豚社这两套书同为戏剧瑰宝、人类文化史上永恒的经典,且一为英译汉,一为汉译英,为中外读者打通了语言和时间的障碍,让人有一种天然的接受度与亲近感,就好比一中一外两株植物自发生长、并蒂辉映,是那么的巧妙和自然。

俞晓群: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,还是要感谢许渊冲先生,没有他的翻译资源,这一切是根本没办法达到的。首先,许先生汉译英的译作甚多,上面谈到,《牡丹亭》只是其中一种,还有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唐诗》《宋词》和《元曲》等汉译英文本。有许先生的翻译为基础,再用西方装帧艺术包装,将其中融入中国元素,自然会让人感觉与众不同。其二,关于许先生的翻译,西方读者是接受的,他曾经以翻译家和作家的身份,被西方专家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,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出版家也对我说,他们很认同许先生的翻译,认为他译得好。这第二点很关键,我们许多中译外作品,老外看不懂,不接受,等于自娱自乐。所以说文化“走出去”,首先要解决内容传播的问题。记得我当年将《中国读本》推向海外,出版了十几个外语版本,其中,德语版是请德国人译的,俄文版是俄国人译的,罗马尼亚文是他们政府安排翻译的,阿拉伯文也是阿拉伯国家的一家出版社安排翻译的。

晶报:汤显祖被誉为“东方莎士比亚”,可是他的经典作品以及中国元明时期戏剧方面的优秀作品,并没有被世界范围内广泛地了解和阅读。作为外文局旗下的海豚出版社,接下来在中国作品“走出去”“请进来”方面,有何进一步的出版计划?

俞晓群:我们一直致力于“走出去”“请进来”。关于文化“走出去”,我觉得首先要选译者,选经典的译本,因为内容的推介解决不好,一切都是虚话。许先生是可以提供经典译本的经典译者,但除了他,我们还需要有更多的选项。其次是设计,我们需要学习、引进西方设计,邀请西方设计师参与,因为形式与内容的美妙结合,才能让西方读者产生认同感。其三是渠道,如何进入西方世界的图书主渠道,使我们的书能够摆上他们的书架,而不单是政府部门赠送,不单在华人区摆放,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在这里,我要强调的是中国的经典著作对西方读者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力,这是中国流行书、时政书所无法比拟的。所以说政府应该将中国的经典著作“走出去”,作为重点资助对象。关于文化“请进来”,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也不少。这次海豚出版社推出《莎士比亚悲剧六种》,并不是这项工作的全部,我们还在做《爱丽丝漫游奇境》,还有《小熊维尼》,后面还有狄更斯作品等等。

总之,这方面可做的事情太多了,国内的空白点也太多了。况且我们希望走出去,深入对方书籍制作的堂奥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应该说,近百年以来,我们引进了西方图书的内容,却没有很好地引进西方书籍装帧艺术。但日本就不同,我前年在台湾买到一套《竹久梦二全集》,是日本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版本,形式是日本风格,但书装工艺却完全是西方的,日本的书籍装帧者将西方艺术与本国艺术巧妙结合,极有探索与创新精神。我们由于历史原因,在这方面就有许多缺失,需要补上这一课。

晶报:您提到的这些书在国内都有很多译本,后发的海豚社如何取得读者的认可?

俞晓群:的确,这些书的国内译本都不少,比如莎士比亚作品,就有知名的朱生豪、梁实秋、方平等等译作,他们各有特色。人民文学、上海译文、译林等出版社也都在做。正如你所说,海豚社属于后发,那么我们该怎么做才能体现差异性与特色呢?我们有三点追求,一是出经典译本,比如《爱丽丝漫游奇境》,赵元任的译本很好,可版权在商务印书馆,拿不到;但我们得到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支持,拿到吴钧陶的译本。二是请名家重译,比如我们组织翻译《小熊维尼》,毛尖、小白、黄昱宁等作家、翻译家都出来帮忙,或提供人脉,或参与翻译,大家群策群力,让这件事更有意义。三是突出我们在书籍装帧方面的特色,我们请西方专家深度参与,比如《爱丽丝漫游奇境》,就是谢泼德先生帮我们选的西方老版本,极具观赏性。四是创新装帧工艺,比如《爱丽丝漫游奇境》封面上小猫的胡子、《莎士比亚悲剧六种》封面上的剧照浮雕、王强《书蠹牛津消夏记》封底上套色的人物与马,等等。有些时候,一个封面设计的工艺问题,我们可能会研究半年之久,甚至专门派人去欧洲学习,找版本,找图样,学工艺。

晶报:您提到了这两套书装帧是卖点,日前这两套书在伦敦书展首日举行了首发式,英国读者、媒体和出版界对这两套书,尤其是它们的装帧有何评价?

俞晓群:在伦敦书展上举行的新书首发式非常成功,《欧洲时报》也以《莎翁遇上汤显祖》为题,专门报道了这两套书的出版情况,还刊登了昆曲《牡丹亭》里中国艺术家表演的剧照。再有,萨瑟伦书店是伦敦一家两百多年的老店,我们已经与他们建立合作关系,一方面请他们帮助我们设计书装,另一方面他们选择适合他们销售的中国书,由他们做西方总经销。这次他们看到《牡丹亭》后立即表示,愿意为海豚出版社设立销售专柜,愿意卖我们的书。

你提到此次的书籍装帧,的确,这也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关键。在伦敦书展新书发布会上,郑海瑶(著名作家、翻译家,笔名恺蒂)发言谈到中西文化交融和碰撞,她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,法国人购买了莫言小说版权,将其做成西方式的羊皮书,以示对作者的敬意,看上去也非常漂亮。我们这次做《莎士比亚悲剧六种》和汤显祖的《牡丹亭》,也完全采用西式装帧的艺术形式,新书一亮相,立即引起轰动。连藏书家王强看到后都大为惊艳,他说莎翁的书,以你们的书装工艺,就是算上西方版本也能排到前二十位了。

在这里我再次强调,如果拿不到许先生的译稿,我也不敢把《牡丹亭》书装弄得如此漂亮,也不敢请那么多专家来参加活动。在新书首发式上出席的专家包括:书籍设计大家罗勃·谢泼德,他也是《随泰坦尼克号沉没的书之瑰宝》的作者;萨瑟伦书店总经理安德鲁·麦格秦,看到我们的书,他当场拍板订货;还有原大英图书馆中国部负责人吴思芳,著名作家、翻译家郑海瑶等等。此外,大英图书馆、剑桥大学图书馆和伦敦大学图书馆也派专人到场,接受了中国外文局赠书。

晶报:海豚社素以图书装帧精美、富有特色而闻名国内出版界。此次两套戏剧名著,海豚社在装帧上又有什么特点与亮点?

俞晓群:此次出版的《牡丹亭》,我们采用了中西结合的方式,在极具西方古典气息的皮质封面上,烫印与书中内容相得益彰的

中式花纹,书口进行烫金处理,既便于海外读者接受,又得以展现中华文化。《莎士比亚悲剧六种》经典插图选自1881年伦敦版的《莎士比亚全集》,中文内容后附录了1623年第一对开本的影印版,封面烫印,精致典雅,完美体现了西方装帧风格。封面浮雕图像来自斯特拉特福莎士比亚故居,设计选用代表英国皇家的深蓝色。

这一次我们确实下了功夫。比如,两年之内,我派人去欧洲就有五次。买回《莎士比亚全集》第一对开本,还与几位西方设计师建立联系,向他们学习西方装帧艺术的历史,学习他们的理念,学习他们的方法。我们把这些认识运用到中国书装上,尤其是对于“走出去”的书。说起来,我参与中国文化“走出去”的实践,已经有十几年了。当初在辽宁出版集团,最有名的项目如《中国读本》和《西藏读本》等。来到北京工作,我通过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董桥的书,开始接触到林道群设计的一些西方工艺,当时我就十分着迷,同时发现了国内在这方面的欠缺。所以在几年前,我就决心在此后“走出去”的书装中,全面运用中国元素与西方装帧艺术相结合的方法。

俞晓群:其实海豚社有更多这样的产品,不仅是许先生翻译的经典,比如我们与故宫出版社合作的项目,开篇之作是祝勇的一套小书“故宫秘境丛书”,首批六本。杨小洲提供的设计,完全采用中国传统纹饰,像黄袍上的图案,皇宫幔帐上的花卉等等,然后运用西方的技术与方法,将其运用到书籍的封面上。现在我们在这方面已经走得很远,甚至英国人也已经感到了压力,因为在手工制作与机械制作、新技术制作之间,存在着巨大的创新空间,还有材料的选择。西方人说,真怕你们中国人,只要你们参与进来,没有做不到的事情。说实话,包括我在内的整个团队,都非常痴迷这项工作,相信它的前景和意义。

当然,这项工作带有一些创新性与试验性,因为印书的传统工厂是很难完全配合你做这样一些工艺的,其操作还需要大量的手工技术,工期长,报废率高,成本高,对工人技术的要求也高,所以在制作环节上,我们需要做许多另辟蹊径的工作。比如《莎士比亚全集》,我们在封面上创造了一个新工艺,即将莎翁的剧照做成一个浮雕。这个工艺技术含量极高,图案只是一张照片,需要把它立体化,还需要用上类似钢印制作的技术。这些问题和难点,都被我们的技师吴光前、于浩杰解决了,原来他们找到了一个专门制作皮鞋工艺的厂家,反复尝试,不断试验,这才最终攻克了工艺设计上的难关。前不久我写文章,称制作师于浩杰为“大工匠”,绝不是夸张。

晶报:有人说书籍日渐势衰,亦有人奉上纸质实体书的“末日论”,而实际上,近两年国内图书出版呈现出的态势,无论出版品种还是销售业绩,却又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。您对此有怎样的观察与品论?

俞晓群:对于纸质书的存在,我一直抱有乐观态度,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阅读载体,它还是一种习惯,一种文化,一种艺术,一种独具魅力的生活方式,它的许多文化功能具有不可替代性,还具有顽强的生命力。比如近两年来,我一直在考察西方书籍装帧艺术的状况,我发现,电子书的出现对这一门传统艺术非但没有产生任何负面影响,反而在某种意义上,将它们的艺术价值激发出来,使之有了复苏和欣欣向荣的迹象。

所以,我曾经在《书不厌精,文不厌细》一文中,充分表达了我在此问题上的认识与追求:“我追求书装的精美,除去上述热爱与无奈之外,还有一个重要原因,那就是网络阅读与电子书的冲击。许多人在叹息,纸质书就要死去,电子书必然兴起,从环保考虑,从商业考虑,从便捷考虑,从时尚考虑,从新生代阅读习惯改变考虑,从网络科技水平迅速发展考虑,处处都对纸质书不利。我作为纸质书的爱好者与生产者,怎么也不甘心,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纸质书等死,每天在处心积虑地思考着:面对网络的围困,纸质书该如何另辟蹊径,如何异军突起,如何分庭抗礼,如何夺路而逃……在此意义上,我着力提升书装质量,也是一种求得生存的尝试。我深信,装帧好看的书,有品位的书,可以收藏的书,可以把玩的书,可以承继传统阅读方式的书,可以满足人们多样性文化生活的书,凡此种种功能,并不是网络阅读都能够轻易替代的。网书是冰冷的,纸书是温暖的;网书是时尚的,纸书是传统的;网书是流行的,纸书是经典的;网书是即时的,纸书是长久的;网书是功利的,纸书是闲适的;网书是公众的,纸书是个人的……需要说明,我上述罗列的目的,并非将网书与纸书对立起来,况且时下科学技术无所不能,连‘机器情人’都能制造出来,何况书呢?但我依然固执地在想,机器人也罢,机器书也罢,真人与真书,总还是有它们存在的意义与空间,哪怕供人们忆旧也好,像博物馆中的展品那样。进一步我还是坚信,纸书的未来绝不会那样悲观,它们也不会只被锁在博物馆的玻璃柜中,它们在爱书人现实生活中的存在空间,一定不会消失,只要从业者积极向上、勇于创新的精神还在,只要人类文明的传承还在!”

晶报:在电子书、新媒体盛行,阅读媒介大幅度转变的当下,您对纸质实体图书发展的趋势有着怎样的思索与展望?

俞晓群:三十年风云变幻,就媒体而言,究竟哪些事情在变化,哪些事情没有变化呢?我认为所谓变化,是载体在变,变得更丰富、更多样化、更难以把握了。这种变化一定会带来一些传统媒体的变化,或者继续坚守、继续生存,或者融入新媒体,或者改造表现形式,或者死亡。比如时事类载体、实用类载体、即时性阅读载体等,逐渐被新兴媒体所替代,相应的传统媒体迅速式微或走向灭亡。那什么没变呢?我认为“内容为王”的基本点没变。即使有千变万化的形式创新,依然离不开内容创新的基本点。

有了这样的认识,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,我们就不会产生过度的慌张,就不会走极端化,好像新媒体就是好的,传统媒体就没有希望了。其实两者的生存空间都存在,关键是我们要找到它们各自的优势,找到它们各自的存活点。今日世界的各行各业,处处都是拐点,处处都是危机,而且处处都有机会,传统与新生之间并不是绝对的矛盾体,双方都包含着生与死的因素,只要我们恰当把握,我们的事业就会立于不败之地。至于2015年,出版业最大的变化,就是人们发现,电子书并没有像传说中那样飞速增长,电商也没有独霸天下;纸质书没有那么悲观,甚至实体书店也没有纷纷落幕,而且还有新兴的迹象。这样的现实提示我们,要保持头脑清醒,认清自己的优势,找到发展的机遇。不能盲目悲观,也不能盲目乐观。我们的立足之本是什么?我认为就是内容提供商的定位,它是可以跨时代存活的,它是可以跨行业、跨领域通吃的。当然制作优质的纸质书,在外在形式上突破,也是十分重要的。

晶报:深圳在全国范围内是全民阅读发展极好的城市,不论图书销售还是读书会的发展都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,因此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“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”的称号,而深圳读书月更是成为了这个城市的文化名片。您去年被深圳读书月“年度十大好书”授予“年度出版人”,对这座城市有什么想说的话?

俞晓群:我曾经在几篇文章中说,在2015年,我最难忘的事情就是荣获深圳读书月“年度十大好书”授予的“年度出版人”称号。因为对中国改革开放而言,深圳是一个标志性的城市,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,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,因此长期受到国人甚至世界的瞩目。但这样一个城市,会在十余年间建立起一个文化阅读的传统,长期坚持,保持格调,都是让人刮目相看的。所以说,深圳读书月貌似地方性的活动,实际上已经在全国读书人的心目中,有了不可动摇的地位。一种时尚、一种标志、一种追求,这是很难做到的。我最大的祈愿,就是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坚持下去,能够像法兰克福书展那样,美国书展那样,伦敦书展那样,几十年、近百年经久不衰,它必然带来深圳这座城市文化的经久不衰!

俞晓群:我觉得应该有“三要三不要”:一是要把“读书月”变成一种市民的生活方式,而不是变成一种文化运动;二是要多考虑文化积淀,而不要把“读书月”单纯地与时政捆绑起来;三是要有创新精神,不要排斥读者的创新建议。

晶报:阅读不是一个世界读书日可以解决的事,不是一蹴而就的巧取、偶得,是要用一生踏踏实实践行的事业。时逢世界读书日,最后请您从出版家和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,谈谈自己对书、对阅读的态度?

俞晓群:我始终强调阅读的三大特征:其一,阅读是个人的事情;其二,针对阅读,我们只能倡导抑或指导,但不能领导抑或指示;其三,阅读需要自由的、广阔的空间,需要健康和宽松的社会环境。归结起来,我们不能把阅读变成一种运动,一种齐步走,一种夸大其词的社会责任。

作为出版人,面对阅读,我们也应该约法三章:其一,不出坏书;其二,不出侵权的书;其三,不出违背良知的书。解释一下:何谓坏书?知识性错误的书,粗制滥造的书。何谓侵权的书,知识产权的教育与维护,是我们能否称得上一个职业出版人的标志。何谓良知?言人人殊,但大同的底线总是有的,单纯为了赚钱不行,为了其他不良目的更不行。

作为一个普通读者,阅读需要一生的自我约束与培养,使之成为一种习惯,成为一种生活方式,一种获取知识的方法。现在的路径越来越多,越需要我们自律了。(记者 刘忆斯)

【皂罗袍】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,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。良辰美景奈何天,赏心乐事谁家院!恁般景致,我老爷和奶奶再不提起。(合)朝飞暮卷,云霞翠轩;雨丝风片,烟波画船,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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